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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05月15日 17时34分09秒
但“新时期”毕竟与“五四”时期有着“亡国亡种”的危机不同,此时时代的处境、国家的独立与发展对“文化”的需求是更为迫切而切近实际的。“寻根”之前,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、现代思想经验及“全盘西化”的迷恋风靡一时,十分近似“五四”“文明论”时期否定文化传统的“自卑心理”,随着“清污”以及作家、评论家的自我文化探索,“自我认识”的迫转深化也逐渐形成。一方面,“寻根”作家的“群体心理”具有鲜明的共向性——这种共向性体现在阶段性的民族情感结构及共同心理之上;另一方面,在对“根”的认识和所寻之“根”的认识上,这一群体又有着更浓重的“个体性”——这种分化集中体现在“民族自卑心理”与“民族文化新生”的两种不同认识中。譬如阿城对于道家出世、无为精神的钟情与传递,对明心见性的思考,在其创作的《棋王》《树王》《孩子王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;而韩少功则通过《爸爸爸》《女女女》等作品,既深刻反思了国民劣根性,思考了生命、种族及生存的艰难,又对过往有着梦呓般的虚实发出质疑;王安忆从传统的“仁义”精神中发现人民的力量与历史的荒诞;而贾平凹的“商州”系列小说,又在传统文学形式(笔记小说)的借鉴中传递民族文学的审美新生;邓友梅的《烟壶》《那五》、冯骥才的系列小说在民俗资源中展现出对传统的审视与借用。这些思想资源与文学审美探索各有各的特点,有的作家具有深厚的思想性;而有的作家偏向于形式探索;还有些作家在地方性经验中、在原始性文化中借力。但正是在“民族自卑心理”与“民族文化新生”两个关键性认识的影响下,形成了“寻根文学”三种较为典型的叙事心态及类型,这三种类型是颇具思想性的三种典型——或解构批判、或标举建构、或流动转换,这是“寻根”小说中三种最为典型的叙事路径,呈现出1980年代的“群枢”,借由“文学”的路径导向社会文化,发掘“风俗”之力,反映了“寻根文学”引发的文化思考。
现在的伴侣与前任见面时,难免会有复杂的情感,这时候,只需恰当地应对,就能化解无形的尴尬。首先,不必过于敏感,毕竟过往的事情早已翻篇,它们只是一段经历,不能默认对方是“竞争者”。保持平常心,适度的接触和自然的互动,不必故意疏远对方。
特朗普为啥敢这么干?一是他想逼中国妥协,增持美债;二是转移国内矛盾,把债务问题甩锅给“外国威胁”。但这招显然没算好账。中国不吃这一套,其他国家也开始绕开美国寻找新市场。诈骗分子在网上发布兼职广告信息,待受害人询问后,发送兼职需要做的任务,如下载App、完成收藏视频或评论等任务,先小额返利,最后以受害人平台积分不够为由,引诱受害人购买黄金邮寄到指定地点才能完成提现。
后来我在法国思想家那里找到一个词:“知识友谊”,友人们关心的主要是彼此的写作,关心各自提出的问题,时时产生跟对方争论与交谈的愿望。这样的一辈子的朋友,对我来讲非常非常荣幸。
“杭州会议”以后,与“寻根文学”同时产生的文学思潮,还有先锋小说、实验小说、现代派小说等等,在文学史上被笼统地称之为“探索性小说”,各种思潮五花八门,处处是喧哗与骚动,整体上打破了原先现实主义美学一统天下的情况,形成了文学审美趣味多元并举的格局。但是“寻根文学”作为一种思潮却很快走到了末路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最出色的青年作家还有张炜、莫言、残雪和余华等。但似乎没有人把他们的作品归为“寻根文学”,人们习惯性地称莫言、残雪等人为“先锋作家”而不是“寻根作家”,至于无法归类的张炜,没过几年则写出了《百年孤独》的中国版——《古船》。
另一种是所谓“改革文学”,大多以工农业生产为题材,从中发掘除弊布新的改革精神,这类作品以蒋子龙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柯云路《三千万》、张洁《沉重的翅膀》等为代表。因为“改革”本身是一个政策性话题,很容易将文学弄成诠释官方精神的政治化文本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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