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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05月17日 13时55分25秒
“来龙”嘛，杭育已经写好了三篇左右的“葛川江系列”小说，而且已经得奖了，他就非常纳闷为什么北京的大牌批评家没有一个人写评论。其实他非常盼望有北京的大牌批评家来肯定他这几篇小说。很偶然地，他听说在上海有两个还在工厂里当工人的年轻人，吴亮与程德培，程德培正在写很长的评论“葛川江系列”的文章。凑巧他们来杭州开徐孝鱼的研讨会，他们有过一个很扼要的对话。程德培解答了杭育的纳闷，简言之，“阎纲们”已经对你这个作品失语了，评论这件事已经不由他们来承担了。这里可以看出“杭州会议”为何叫“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家”座谈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。那些年别处开会，基本上是“中老年评论家”鼓励扶持“青年作家”。如今“青年评论家”掺和进来了，用现在时髦的词，就是新的“文学共通体”出现了。“文学共通体”是一种“不成其为共通体的共通体”。这里我就非常感佩《上海文学》的茹志鹃与李子云老师，他们有心推动开这样一个会议，将上海的批评家、作家与浙江的作家、批评家召集到一起来开座谈会。当年的文学重镇上海，比起北京不那么“官方”，很有锐气。至于从北京来的，李陀、阿城和我这七位是怎样混进来的，我一点都不清楚，不知道是谁的主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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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静问道：“既然有那么多段恋情，为什么就要分手呢？”李承铉则调侃着回应：“这个就不用深究了。”而戚薇对此表示：“我觉得他不太稳定啊……”她担心，经历过多段恋爱的男人难以给人以安全感，因此提醒其他女性不要过于自信，觉得自己能让一个浪子回头。她坚信，像她这样没有自信的人，也不能抱有“我能改变他”的想法。
正是1984年年底“杭州会议”对当时创作现象及“文化热”背景的关注，文化的“寻根”在1985年正式提出。1985年，韩少功在《作家》第4期上发表《文学的“根”》，他认为，“文学有根，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，根不深，则叶难茂。”“寻根”“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，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，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”。[6]这是一种主动向文化传统转向，寻求现代化深化的干预意识，带有鲜明的“群枢”使命意识。后来郑万隆在《上海文学》第5期上又发表了《我的根》，阿城在该年7月6日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文化制约着人类》，郑义在7月13日的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跨越文化断裂带》，李杭育在《作家》第9期发表了《理一理我们的“根”》等，形成了一批由作家发表的关于“文化寻根”的理论文章。
“……企业接受舆论监督，天经地义。一段时间来，有理‘挑刺’、有据质疑，揭开了一些‘网红企业’‘头部主播’偷逃税款、虚假宣传的遮羞布，大家拍手称快”。
有意思的是，韩少功横空出世以后，追随者蜂起，但是“杭州会议”的其他参会者反而都隐退了。阿城在“杭州会议”上声称，继已经发表的《棋王》《树王》《孩子王》以后，还将创作五篇“王”系列小说，后来一篇也没有发表；他号称要写一百篇“遍地风流”系列，后来也草草收场。李杭育也没有继续写“寻根小说”，1986年我有次遇见他，曾经问他为什么最近不写“寻根小说”，他说，“寻根文学”本来可以好好发展的，现在所有人都一哄而上，真真假假，血污污的，反而不想挤进去了。我觉得他说这个话有点奇怪，但李杭育后来确实不再写“寻根小说”了。北京作家陈建功、郑万隆、李陀的创作也越来越少。倒是两个没有出席“杭州会议”的作家：王安忆在1985年写出了《小鲍庄》，张承志则创作了以西北高原伊斯兰文化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系列，这些都可以看作是“寻根文学”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