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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05月22日 04时33分35秒
我与子东在去珠海的路上，听说有这个会，“寻根文学四十年”，子东问要不要去？我说去啊，去了不必讲理论（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之类），四十年了嘛，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”，就讲故事好了。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另外一个以地名命名的会议是“大连会议”（1962），“杭州会议”（1984）成为第二个，别的有没有，我还没有想到。结果来了以后，我讲的故事全部被庆西否定了，所有的地点、时间都不对。庆西兄的记性极好，而这些年我是往失忆失语方向加速了。幸好我来之前终于弄到一本程光炜主编的《寻根文学研究资料》，后边有很长的目录，关于“寻根文学”的文章，已经上百篇了。我认真学习，觉得至少有几篇文献是非常重要的。

当时“寻根文学”还是很震动我的，我用比较积极正面的词去进行描述，后来我的文章发在福建《当代文艺探索》上，应该是1986年的“福建青年批评家”专号，我的文章还放在头条。当中有一大段写到“寻根文学”，我带着热情、也带着思考接近“寻根文学”，这也是有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的。
黄子平 李庆西 韩少功 陈思和 许子东 李杭育 陈晓明 王尧 宗仁发 张清华 洪治纲 来颖燕 | “‘寻根’思潮与中国文化主体性建构”学术工作坊笔谈1914年8月10日，李大钊在《甲寅》杂志的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《风俗》一文。在这篇文章中，李大钊从“风俗之力”论及“亡群”与“保群”的关系。他提出“夫群之存亡，非人体之聚散也……群之分子，既先天后天受此力之范制，因以成共是之意志，郁之而为风俗，章之而为制度，相维相系以建其群之基。群，其形也；风俗，其神也。群，其质也；风俗，其力也”，并进一步主张，以“群枢”（也即知识分子精英）达到这一目的。[1]这里的“风俗”与通常意义上的“风俗”既有相同之处，也有所指的不同。这里的“风俗”虽包含传统“风俗”定义中的以风化俗、“文明教化”之含义，但更多指通过文明再造、文化更新达到民族建构、文化凝聚的要求，是一种精神之力的概括。这是基于当时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，提出的颇具思想性的历史认识，但他的这一观念已经蕴含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相似立场，也即通过文化更新与文明再造的方式来达到介入政治、凝聚共同体精神的目的。无独有偶，在《新青年》上，傅斯年进一步明确了文学与风俗的关系——“文学特精神上出产品之一耳（Genus必为复数）他若政治、社会、风俗、学术等，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，以群类精神为总纲，而文学与政治、社会、风俗、学术等为其支流。以群类精神为原因，而文学与政治、社会、风俗、学术等为其结果。文学既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探本于一源，则文学必与政治、社会、风俗、学术等交互之间有相联之关系。”[2]而“群类精神”“文学”“风俗”三者之间的关系，进一步明确了“五四”时期由文学、文化“启蒙”国民精神的这一主题，起用“文学”参与政治社会变革的观点，再次得以重申。其后，从提倡“风俗之力”到以文明再造介入政治，再到由周作人提出“人的文学”，进一步发掘并研究较为系统的“民俗学”，这一发展过程集中显现于对“现代文明”与“民俗”原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的深入探索中。对“风俗”原力的借用，一方面与中国古代“礼失而求诸野”的思维惯性相关；另一方面，实际反映了清末民初由文明论转向文化论的大轨迹的影响。
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在某个活动上遇到李承铉的前任，戚薇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得体，不让场面显得尴尬。她在多个节目中提到过这件事，显然对此十分介意，尤其是李承铉的前任数量，令她心中不安。
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要靠的不是眼前再搞“十年”革命，也不是靠批判“美西方”的观念，靠的是我们自己。我突然注意到，“寻根文学”四十年前就开创了意识形态的方针路线，在革命与西方之间，我们找出传统文化。“封建”二字现在很少出现在正式的学术文章中了，当然你可以解释为我们发现，用“封建”来解释周以后的中国社会制度不太确切。不但如此，在主旋律中，反封建与封建王朝也不太谈了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在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层面上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也渐渐接受了一个广义上的民族文化的内涵，当然其中有各自不同的目的，里边也有很多不同的偏见。
他强调，AI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而复杂的变化，机遇与风险并存，“我们必须抱着从零开始的心态，像创业公司一样思考，从中创造机遇，否则我们面临的只会是风险。”,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[2] 傅斯年：《文学革新申义》，张宝明主编：《新青年 5 文学批评卷》，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57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