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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05月22日 16时43分10秒
正是1984年年底“杭州会议”对当时创作现象及“文化热”背景的关注，文化的“寻根”在1985年正式提出。1985年，韩少功在《作家》第4期上发表《文学的“根”》，他认为，“文学有根，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，根不深，则叶难茂。”“寻根”“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，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，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”。[6]这是一种主动向文化传统转向，寻求现代化深化的干预意识，带有鲜明的“群枢”使命意识。后来郑万隆在《上海文学》第5期上又发表了《我的根》，阿城在该年7月6日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文化制约着人类》，郑义在7月13日的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跨越文化断裂带》，李杭育在《作家》第9期发表了《理一理我们的“根”》等，形成了一批由作家发表的关于“文化寻根”的理论文章。

从“民族自卑感”导向“民族文化新生”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精神轨迹。从民族危亡、弱国子民中展开的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姿态，一方面呈现在彼时文化固化、不得不破的窘困与自我批判的勇气，也是为寻“旧心理”与“新制度”之间衔接挫败的解决方案；另一方面，同样在急切奔突中显示出此时知识分子群体在“他者”对照与寻求出路不得而弥漫的“民族自卑心理”。但去沉疴用重药只是为求“新生”，遗留的负面影响也十分醒目。事实上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及之后，知识分子也开始意识到在自我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民族新生的重要性。譬如在此前以西化思想启迪民智，强调“立人”之时，梁启超等在欧游考察后回归传统，强调再造——由此前的改良与改革转而强调“中国人对世界文明之大责任”，要“拿西洋的文明，来扩充我的文明”，“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，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。”[17]而“五四”前期主张“全盘西化”的胡适后面也开始主张“整理国故”，周作人在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中也提出，将中国新文学与传统古典文学相结合。随着彻底批判所加重的“民族自卑”走向无解，也迅速显示出权宜性的后果，在实现阶段目的之后，必然会转向回归自我。而这同样也是“新时期”的一个思想转变过程，因为“自我”必然是“自我之源”——“他者”的镜像认识对于自我而言不是目的，批判的真正目的是为认识自我、完善自我。
更年期带来的这些变化，不仅仅是个人的困扰，还可能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。更年期的身体不适和情绪的波动可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、记忆力减退，从而降低工作质量和效率。
概言之，“寻根文学”的兴起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“文化”转向有着直接关联。此时对于“文化”的转向与思索，与“五四”时期国破家亡、民族危机的时代语境完全不同，但无论如何，此时的“寻根文学”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追寻与利用同样是在中西方对照、是与西方互为镜像的语境中生发与追寻自我认识的一种反映，也是新时期文学介入政治，再到回归文化的思想轨迹的反映。并且，这种文化转向是一种历史回响，也是一种历史深化，反映出中国文化现代化探索过程中的惯常表现路径。黄克武认为，1910年代后期至1920年代初期，在欧战影响下，“文化”概念日益兴盛并与文明观念有所区隔。“文化”论述摆脱了西方中心论，将焦点返回到自身之特质，而催生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。[16]二者出现的历史背景中同样的质素在于，打开自我重新面向并吸收“他者”（西方文化、思想、制度）资源时，思想路径所体现出的两个阶段——最初的对于“文明”思想的接收（也即基于先进与落后的线性发展历史观下，做出的对于自我文化及制度的激烈批判与审视）转向“文化”视阈下，对文化民族主义的重新认识。从认识“他者”、学习“他者”，到返观自我、重审自我，一种基于“应激—反应”的规律性内容在不同历史阶段以复现、深化的方式开始呈现。
我首先要表达的是敬意。刚才敬泽先生视频致辞时说要对当年“杭州会议”的参加者、组织者以及现在还在活跃的作家，还有今天到会的诸位嘉宾表示敬意，我也是本着这样的心态。贾梦玮兄、何同彬兄、翟业军教授合力组织这个会真是功莫大焉！对于四十年前的“杭州会议”，我们可以说是恍如隔世，也可以说是如梦初醒。今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，听着“七老”的分享，我感慨万端。大胆一点地说，在对他们表达敬意的同时，我也有一种与有荣焉之感。我和他们也是同代人，我是“50后”，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下过乡的知青。当然，他们的插队经历是十年、八年，我只插了两年队，只是小老弟了，算不上数的。但我们有这样一个同心、同情、同理的“根”，理一理我们的“根”，我还是能理到在同一条路上的“根”的。
有一次我在梁晓声先生的作品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，这次研讨会是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的。我当时有一个观点，我对“知青一代”和“寻根一代”有一个看法，“知青一代”与“回乡一代”或“在乡一代”，例如贾平凹、莫言、阎连科他们有区别，“在乡一代”他们出身于农村，从小在农村劳动长大，他们有一种“在地性”，他们的力量在后来的乡土中国叙事中释放出来。有一段时间知青一代作家在乡土中国叙事方面有劲使不出，风头被“在乡一代”压下去了，这让我困惑很长时间。“知青一代”是属于历史的，是属于历史观念史的。而“在乡一代”却是属于土地，属于乡土中国的。“知青一代”属于观念中国，属于少年中国。这里不存在谁更伟大，谁更高明，而是各自的历史使命不同，各自的文学出发点不同。“知青一代”还是城里人，从城市到农村，他们的心是城市的心，思想是城市的思想。斯宾格勒在《西方的没落》里曾经区别过“城市心灵”和“乡村心灵”。他举例说，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区别，前者是城市心灵，而后者是乡村心灵。斯宾格勒的这个区分想必很多人都会感到费解，甚至很难同意。他是一种历史的直觉，在“巨大的精神跨度”中来把握一种文化现象，并赋予某种历史通灵论的精神实质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住院期间，为了评估陈运松的氧合状态和酸碱平衡情况，医院为他进行了“血气分析”检查。出院结算时，医院却重复收取了“血清碳酸氢盐（HC03）测定”的费用。实际上两者本不应分开计费。“哪些药该用、哪些检查该做，我们没有按照医疗制度来，比如说开个CT400块钱，巫溪的老百姓得卖多少斤洋芋才能挣回来啊！”在忏悔中，刘学银声泪俱下，“我们有时竟把看病当生意做。”,